有关伊朗核计划的下一轮5+1会议今天将在上海举行,而伊朗外交部长也于13日表示,伊朗将向六国会议递交解决核问题的新提案。伊朗正试图找出一种体面的解决方式,避免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但它仍坚持铀浓缩行动,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应与此挂钩。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他们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顽固”。这有多层次的原因。技术上讲,关闭一个离心机并不容易,而且经济代价不菲。一些机器在关闭时会爆炸,这在2004年伊朗实施首次暂停行动时就曾经发生过。
而政治上,真正的问题和障碍在于缺乏信任和信心。谈判双方互不相信。5+1方面坚持要求把终止铀浓缩作为一切其他商谈和交流行动的“先决条件”。而伊朗则强调信任重建的政治维度。2004年伊朗就已经实施了一次暂停行动,但那能够帮助它与西方建立起信任么?欧洲人口口声声称那是伊朗做出的有利于互信发展的一次主动行为,可接下来在他们的一揽子协议中却又改口,认定暂停浓缩是“法定强制动作”。伊朗的政治家们对于长期搁置浓缩行动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坚信,美国和它在欧洲的那三个盟友将会在伊朗终止浓缩后,进一步要求10年以上的长期搁置,而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
信任的建立应该是条双行道。如果暂停浓缩是一种信任的表示,那么同时另一方面就应该放弃所谓“先决条件”的要求以展示他们美国人的信任。伊朗在2004年的暂停行动,已经展示出它寻求解决方案的意愿,那么现在应该是美国人表达外交诚意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伊朗人的观点,许多美国学者也都对此展开了讨论。伊朗人把目前的情况称为“核健忘症”———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荷兰、巴西和日本,都拥有核燃料浓缩装置,为什么它们的浓缩行动就可以继续,而伊朗却不能有自己的核燃料循环?日本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而它自己却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它的核燃料后处理行动。伊朗采用核燃料开式循环的运转模式,操作透明而公开。而巴西却采用闭式循环,并且不允许I鄄AEA检查它循环过程中的内部成分。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美国夸大了伊朗核行动的危险性。了解过去,看清现在,展望未来,我认为,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寻求一种体面的解决方案。
仅在轻水反应堆上让步是不够的。朝鲜的经验可以佐证:美国和韩国都未能兑现它们帮朝鲜建设反应堆的承诺,而在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反对议案,从而导致1994年的框架协议被撕毁。
另一方面,欧洲人的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似乎也不甚有威胁。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不像朝鲜那样急需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路高升,至少在目前看来,伊朗的经济并不是那么脆弱的。此外,伊朗并不像利比亚那样孤立无援易受攻击,也没有卡扎菲那样难以捉摸的国家元首。伊朗是中东地区重要成员,对于区域和平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5+1方面提出的任何方案,都要考虑到这些实际因素,从而才能发挥效用。
显然,目前的国际政治系统是运作于强权之上,因而在双方谈判中5+1方面自然处于上风。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伊美对峙而引起的任何地区冲突对于5+1中的任一个成员,对于国际社会都没有好处。
进一步讲,这些对待伊朗的行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如果伊朗被剥夺了它开发核能源的法定权利,这就意味着大国们在政治行动上实行了双重标准。
比较一下伊朗和朝鲜的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朝鲜公然宣称要制造核弹,并在2006年进行了一次爆炸装置试验。而安理会对它的制裁决议相比之下却不甚严厉:朝鲜受到了和伊朗相似的制裁,而其核开发水平远高于伊朗。这就意味着惩罚未与核开发行为的内容和程度相称,实际上这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总之,对于伊朗核问题,解决方案并非是不可能达成的。这需要双方展示更大的灵活性,多考虑实际情况。同时双方也必须停止有可能恶化局势的挑衅行为。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发挥外交谈判的作用,这对伊朗和5+1双方都是有利的。伊拉克的经验教训摆在面前: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高明”的制裁方案,恰恰成为暴力和内乱的导火索。美国应该努力避免在中东陷入第二个“泥沼”。(伊朗德黑兰战略研究中心军控研究室主任 拉赫曼·G·博安 白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