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金银币市场之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厚的人口红利。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否延续？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口红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确是重要方面。

　　有研究机构已算出中国人口目前平均年龄大约是34.2岁，这个数据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水平相当。日本经济泡沫灭于1990年，当时日本人口平均年龄是37.4岁。中国的平均年龄到2020年大概也差不多37岁多点。简单类比，根据日本经验，中国经济到达缓慢增长的时候或许就在2020年。所以中国的人口，尤其是大量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下降，至少也要到2015年以后，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应该是个过程，而且已有专家批驳了刘易斯拐点的 “点说论”，认为不存在某个具体的“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人口结构存在隐患，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已经凸显，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本身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假象的根源。

　　如今，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已经超过东部地区，东部的劳动力优势不再。东部地区要继续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利用中西部的人口红利，从而必须要吸引中西部劳动力到东部就业和生活。现阶段，一方面户籍制度控制着人口流动，农民工到城市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水平，却不得不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时*和房价、房租的上涨也快速抵消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微薄收益；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劳动成本促进了资本的大量转移。虽然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也很大，但是中国不可能走日本经济发展的道路。日本新干线开通之后，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赶超发达地区，新干线沿线的中小城镇服务业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中国国土跨度很大，人口分布相对过于分散，如果采用日本的发展策略，采取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将造成人口集聚程度过低，不同地区物流和统筹成本过高，不利于工业集中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实际上是由户籍制度等人为因素或房地产市场发育不成熟所造成的限制造成的，这本身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巨大浪费。东部沿海在地理和气候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较高的人口容纳能力。此外，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造成了基础设施存量的巨大浪费。

　　要有劳动力源(600405,股吧)源不断地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这是中国 “黄金增长”不致中断的根本。换言之，农业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不能依靠政府投入，农业必须从被动的部门转化为主动的部门。这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宅基地的合理界定，这是农民脱离土地走向城市的初始积累；二是社会保障的完善，政府则通过政策杠杆进行收入调节。笔者建议东部地区通过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在确保安全、质量和环保的前提下，来切实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的住房需求，减少他们的住房支出。

　　现在比较危险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难以抑制，低效投资大量存在，金融系统坏账高企。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根本在于能否缓解这些潜在的经济风险。

　　先来看通胀。这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持续强度取决于一些基础制度建设，如汇率制度、土地制度、产业政策等，这些因素将在长期产生影响。汇率制度问题主要影响货币供给，也即是从需求方面发生影响，土地制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则作用于供给层面。像土地批租制度客观上减少了土地的市场供给量。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无法通过加入市场运行实现资本化，高房价催生的高地价并没有给集体土地的相关主体农民带来切实的收益。中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或财富贮藏形式就是土地，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土地无法资本化而使得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过高，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也造成东部持续工业化必须依赖于不稳定的劳动力流动。在此基础上，不仅人力资本不能通过持续的就业形成积淀，大量民间资本也无法有效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仅能依靠微薄的人口红利带来微薄的收益，对应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缓慢提升及难以避免的下降趋势。

　　此外，通胀的一个潜在根源在于工资水平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速度过低，通胀预期又会强化工资上涨的要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尚未造成显著影响，但肯定会成为未来通胀的重要推力。

　　与之相关的是低效投资。 “十二五”规划强调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手。生产性服务业是特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的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性的配套服务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是第三产业必须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作为基础，因此促进民营资本投入制造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生产性服务业将失去服务对象，出现服务业的 “产能过剩”。

　　现在值得忧虑的是劳动力流向出现的复杂现象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的优势被高通胀和高房价消耗殆尽，大量中西部地区民工不再外流，产业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似乎正在进行。而重新布局肯定会导致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因为东部地区的服务性资源短期内是中西部难以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替代的。

　　中国经济潜在的第三个风险，就是金融业坏账过多。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只有通过转化为对工业发展的巨大推力才能逐渐缓解坏账风险，过快过急地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会减弱工业发展的集聚效应，不利于充分利用现存基础设施存量的巨大外部性。而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资可以用来进行融资，但是保障房计划的实施可能对房价产生冲击，进而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长期来看，只有通过加快产业升级和促进民企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阻止金融系统积聚的风险引发新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