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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曾水林（图左）数次落泪。

“请你代我告诉杜仁政，叫他以我为戒，别跳了！”8月24日上午，花都区赤坭镇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内，正在接受劳教的18岁男子曾水林坐在一张圆凳子上，接受信息时报记者的采访。

为讨薪救自己受伤的弟弟，曾水林在今年3月3日和5日两次分别在东风中路天桥、洛溪大桥上演“跳桥秀”，造成洛溪大桥由北至南全封闭。4月7日，他被送进了劳教所劳教一年,成为中国首个因“跳桥秀”而被劳教的案例。今年6月，弟弟曾海龙在老家江西悄然死去，曾水林至今仍不知情。

这一天，曾水林在劳教所内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讲述了他两次“跳桥秀”的内幕，以及迄今接受劳教的心路历程。

劳教所帮他讨回５０００元弟弟仍不治

“刚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很低落。”劳教所一大队教导员何志宇说。

后来，在劳教所的帮助下，找到了欠薪方的汽修厂。汽修厂副厂长带领6个工作人员，如约来到位于花都赤坭镇的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曾水林的舅舅廖阳阳也应约赶来协商。由劳教所主持的协调会，最终将5000元欠薪交到廖阳阳手里。“他感觉到了我们在帮助他，替他着想！”何志宇说，拿到工资后的曾水林像变了个人，“改造积极多了，也很服管”。

“我已把那5000元邮寄回去了。”昨日，时报记者采访了曾水林的舅舅廖阳阳。他说，曾水林的弟弟曾海龙在汽修厂上班受伤后，回老家治疗花了4万多元，做了2次大手术，但最终在今年7月初不幸抢救无效，遗憾死去。之后，曾水林的母亲，为了还债，已到了汕头打工。而曾水林至今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家里人瞒着他是希望他安心接受改造，不要再生事端。“那是工伤，但现在几乎没有了证据！”廖阳阳说，他去找了汽修厂好几次，但后来精力不济，“一切等到曾水林出来了之后再说”。

新闻回放

曾水林第一“跳”

今年3月3日下午4时15分左右，曾水林站在东风中路与德政路交界处人行天桥上意欲跳桥，事件引起东风路双向大塞车。直到5时20分，经过警察和消防人员几度劝说，曾水林终于主动下来，随后痛哭流涕，跪地不起，表示没有钱治病弟弟就没救了。随后警方将其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曾水林第二“跳”

今年3月5日昨天下午2时40分，曾水林攀上洛溪大桥北往南一侧人行道的栏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对准自己脖颈，与两天前在东风路天桥上的情形一模一样。受这起事件影响，洛溪大桥北往南车道一度封闭。最后一名老人挺身而出，才把曾水林抱下来。直到下午5时30分左右，洛溪桥双向才逐渐恢复通畅。

讨工资徒步３天到广州

信息时报：为什么要跳桥？

曾水林：要回工资。我和我弟弟在增城同一家汽修厂上班，老板欠我和我弟弟5000多元。弟弟在单位被玻璃撞伤了头，结果是脑震荡。要花很多钱，我就找老板要。

信息时报：你在增城上班，为何要到这么远来跳桥？

曾水林：这个汽修厂总部在江苏，在增城和番禺等多个地方，都有分厂。我春节之前，都在番禺那边上班，见我催得急，他们就叫我到番禺那边的分厂来拿钱。我从3月1日下午出发，身上只有7块多钱了，就只好走路，准备走到番禺去。由于不认识路，再加上弟弟住院没有钱，我也没有心情吃饭，直到3月3日，我才走到广州（哭泣）。

信息时报：路途中晚上住在哪里？

曾水林：就在路边睡觉。

信息时报：你为什么不去劳动局投诉？

曾水林：去劳动局，我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信息时报：所以你决定跳桥。

曾水林：人本来就有一死，活在这个世界很痛苦。

信息时报：你当时想要跳下去吗？

曾水林：想。

第一次跳桥只是录口供

信息时报：那为什么决定在东风中路天桥上跳？

曾水林：我对广州一点都不熟，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跳的，走到那里，就准备到那里跳了。

你会怎么办？

太多问题牵动切身利益。

《物权法》会如何规定？自己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这部重要法律第五审稿因此正成为眼下焦点。

8月24日，王轶对记者说：“还是那句老话，国不与民争利。”

王是《物权法》(草案)起草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曾说：“我很幸运，能够参与见证这部重要法律的诞生。”

法律应体现对生存权的重视

《21世纪》：目前《物权法》第5次审议中，关于土地使用期限的争议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买了房子后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有期限的。大家很关心70年后怎么办？怎么交费？什么标准？你怎么评价这些争议？

王轶：我认为这实际上涉及到财富在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这和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地方财政还是吃饭财政，相当部分财政收入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有的甚至占到一半以上。把土地使用期限规定得相对短一些，在财富分配上，对国家，实际上也是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对有利一些。

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那句古话，“国不与民争利”，政府不要和老百姓争利。

《21世纪》：那么《物权法》怎么解决政府和老百姓争利的问题？

王轶：《物权法》五审稿最大的变化，就是区分了居住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到期后可自动续期。

这主要考虑到保护房屋所有者的利益，尤其住房是和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密切联系的，应当体现对生存利益的重视。另外也是考虑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人们行使权利。这也是主流的民意。

《21世纪》：据说在立法过程中，曾有多种方案争论？

王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除了自动续期；另一种是，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前，房屋所有人要去提申请，通过申请来续期。这种做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对房屋所有者非常不便利，而且也使人们对财产的可预期性、财产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

申请的话，是否能得到批准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房屋是最大的财产，很多人一辈子的积累，就是得到一套房产，这种财产关系不稳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不利影响。

还有一些意见提出，能不能延长这个期限，到100年、150年，甚至是和房屋的存续期限一致。

财富分配向私人倾斜才是好的选择

《21世纪》：大家最关心的是续期的期限、土地使用费的支付标准和办法，也就是续多长时间、交多少钱、怎么交的问题。

王轶：现在的草案是授权由国务院来具体规定。中国各地土地利用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的区别也很大。由物权法统一规定，不是很现实。授权国务院具体规定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目前情况下可行的做法。

但很多常委讨论时提到，续期以后要支付的土地使用权费用，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

不过经过30-50年，我们的财政应该不会是现在的状况，财富分配上可以向私人倾斜，这是一种好的选择。

《21世纪》：但是像深圳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地产的土地使用权到期，这个问题逐步会出现，亟待法律法规明确解决。

王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比较早的地区，确实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地区，还是将来的问题。留给将来，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定，可能是合适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在物权法中作出明确规定，我相信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阻碍物权法的尽快出台，就这个争论会很激烈，而且长期不会有结果。

《21世纪》：那为什么是授权给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涉及到财富的分配，政府和私人的利益上不一定一致，政府可能会有偏向自身利益的倾向。

王轶：首先，按现在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和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国务院都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来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主体，这样的规定和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

另外，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确定，要考虑法律这种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它很难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都作出具体规定。而由国务院来规定具体标准，相对比较灵活，对个案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不要期待《物权法》解决所有问题

《21世纪》：但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在买新房，大家是可以有选择的，但是将来续期的话，由于建筑物是个整体，大家拥有的是“区分所有权”，到时候续多久；什么样的价格可以承受；土地使用权续期后是改造旧房还是另建新房；这些问题如何协调？

王轶：这是为什么物权法草案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里面，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内的自治组织，管理机构作规定的原因。要借助这些框架和他们议事规则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

《21世纪》：但是现在的草案，对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被删除了。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承担败诉的后果。

王轶：不允许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享有诉权的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个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按现行诉讼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成为诉讼主体，一个组织自己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话，可以由组织成员来承担责任。某种程度上，没有诉权，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而且，不让它享有诉权，也不符合通过这些社区自治组织来协调解决那些矛盾和冲突的目的。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房屋的使用寿命大概是80年，如果续70年的话，如果按70年后的地价，可能相当于又花钱买新房了；而按原价的话，时代不同，价格环境不同，还有*等问题。所以有观点提出，是不是可以分期缴纳？

王轶：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的问题，不管怎样总是要付的。而且现在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分期付款。这没有涉及实质性的调整。

所以，不能期望物权法的出台能把人们关心的所有问题都解决。

《21世纪》：但物权法应该可以给一个原则，最起码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让政府和立法机关及早考虑这些情况，而且现在充分讨论的话，将来解决也容易形成共识。

王轶：对。现在物权法中确立的有些规则，对仍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好多时候只能起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功能，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广泛的社会讨论，逐渐凝集共识，在水到渠成的时候解决。我想这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法。

所以，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引导解决问题的方向，对今天的物权法来说，可能已经完成了它的部分历史使命。

《集邮报》

　　我国极限集邮开展较晚，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兴起。此前只有个别人在制作这类邮品，而且也不很规范。至于清代至民国期间存世的极限片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谈中国珍罕片实在是比较困难的。

　　珍罕片是个模糊的概念，珍是珍贵，罕是稀少，清代、民国片实在太罕了，罕到难见芳影，而且大都是外国人制作实寄的，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但是否“珍”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要看该片票、片、戳搭配是否到位？品相如何？在组建邮集时是否能起重要作用？当然对此类片不能过于苛求，笔者以为我国的此类极限片比国外同时期的片更稀少，更珍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五、六十年代的片，在国外是不稀奇了，但在国内极限片刚在萌芽期，只有个别的集邮者在尝试，而且火花一冒就熄灭了，想来传世的片是不会很多的。因此我国的珍罕片应当从这里去发掘。

　　八十年代初制作的片，商品味较少，明信片大多是七十年代以前的出版物，基本上没有专印片。由于是我国极限片普及的初期，人们对规则的理解尚处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参与极限集邮的人又很少，因此票、片、戳三者和谐一致的极限片也比较难得。笔者认为此类片应当是中国的第三代珍罕片。

　　八十年代以来，经过集邮者们的挖掘，一些珍罕的美术明信片浮出水面，（如清代、民国片）并制作了极限片，这些片由于片源稀少，票、片、戳和谐一致，也是不可多得的珍罕片。当然对八十年代的片要谨慎，现在倒拨日戳的片充斥市场，使一些真正的珍罕片也明珠出投暗了。

　　还有一种是用珍贵邮票制作的片，如八、九十年代用《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等老纪、特邮票制作的片，虽然票、片都不错，而且规则也没规定这些票不能用，但毕竟离邮票发行已有二、三十年，失去了戳的和谐。当然，它们可以补充中国极限片的不足，但不能算珍罕片，只能浪费珍贵的邮票资源。

　　现在又出现了用变体票制作“珍罕片”的做法，（往往片也选比较稀少的），此类片在邮展中的评价也比较高，我想所谓“变体票”片，应当在传统研究类极限邮集中有它的较调位，在专题极限邮集中并无太大的优势可言。此类片可否归入珍罕片之列？只能请大家来评价了。